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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收藏】施蛰存《盛唐诗话₁

时间:2022/6/11 21:18:28   作者:   来源:本站   阅读:5   评论:0
内容摘要:  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四十三年(公元七一三——七五六年,开元共二十九年,天宝共十四年),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。在这时期中,涌现了许多优秀诗人,在诗的内容和形式方面,显示了百花齐放的新兴气象,留下了大量传诵千古的诗篇。最著名的有李白、杜甫(简称李杜),其次是...

  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四十三年(公元七一三——七五六年,开元共二十九年,天宝共十四年),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。在这时期中,涌现了许多优秀诗人,在诗的内容和形式方面,显示了百花齐放的新兴气象,留下了大量传诵千古的诗篇。最著名的有李白、杜甫(简称李杜),其次是王维、孟浩然(简称王孟),还有高适和岑参(简称高岑)。杜甫得名最迟,他的著名诗篇都是在天宝末年安史叛乱时期写的。李白是在天宝年间应诏入宫,供奉翰林,暴得大名的。在较早一些的开元年间,最著名的诗人却是王维。

  王维,字摩诘,太原人。他深于佛学,熟悉佛教经典。有一部《维摩诘经》,是佛教中智者维摩诘和弟子们讲学的书,王维钦佩维摩诘的辩才,故拆开了他的名字,给自己命名为维,而字曰摩诘。开元九年,王维以状元及第,官右拾遗,后迁给事中。天宝末,安禄山攻占长安,王维不及逃出,为安禄山所得,将他拘禁于洛阳普施寺,被迫做了伪官。当他听说安禄山在凝碧池上召集梨园子弟奏乐开宴的消息,写了一首诗:

  王维在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的才能,诗文、书、画都著名,又深于音乐,善弹琴,弹琵琶。唐人小说记一个故事:他的状元及第,是因为九公主欣赏他的诗和琵琶,关照主试官录取的。他的第一任官职是太乐丞,大概就因为他懂得音乐。他的诗与画,同样以清淡见长,描绘山水、田野风景,充分表现出大自然的静穆闲适。苏东坡曾说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这两句话,至今成为王维的定评。

  王维的诗,有两种风格。一种还比较绮靡秾丽,是沈、宋馀波,大约其中多早年作品;另一种淳朴清淡,其中写田园生活的,继承了陶渊明的诗境;描写山水风景的,便有鲍照和谢灵运的馀韵。这种风格的诗,已有一百多年不流行了。王维重新走这条晋宋诗人的道路,对初唐诗人的宫体遗风来说,既是复古,也是创新。不过陶、谢的田园山水诗中,常常反映当时文人的道家思想,而王维的思想基础,却是佛家。淳朴清淡,是王维五言诗的本色,而五言诗又是初、盛唐诗的主体,因此,我讲王维诗,只选他的五言律诗。

  正因为这二联是艺术创作上的主体,就要求对得精工。首先是要避免死对,这是初学作诗的人最容易犯的。所谓死对,也很难说死。例如,“青山”对“绿水”,有时可以说是对得好的,有时却反而成为死对。这要看作者如何运用,必须联系全篇来看。词性对偶之外,还要讲究句法,动词、名词、状词之间的安排,往往与散文不同,有倒装句,有节略句,有问答句,也是千变万化的。总之,盛唐诗人,在律诗的章法、句法,乃至字法,各方面都有新颖的创造,我们先在这里略略一提,以后遇到具体例子,随时讲解。

  第一联就用对句概括了汉水的形势。“接”与“通”两个动词用倒装法。本该是“楚塞接三湘,荆门通九派”。“楚塞”和“荆门”,是同义词,因为楚国古时称荆国。楚国的边塞,荆国的门户,所指的是同一地区。湘潭、湘乡、湘源,合称“三湘”,代表汉代长沙王国的领域。“九派”二字初见于刘向《说苑》:“禹凿江,通于九派。”郭璞《江赋》也说:“流九派乎浔阳。”本意是说长江东流到浔阳,一路吸收了许多川流。“九”字表示多数。这两句诗只是说:汉水流出楚境,注入长江,可以通到许多地方。“荆门”也不是指湖北的荆门县。这些都是用古代地理名词而已。明清以来,有人死讲这两句。唐汝询注目:“汉与湘合而分为九道。”简直是不明地理。汉水何曾与湘水合流,更何从分为九道?近来有人注解说“汉水流过荆门县,分为九派”,也是沿袭了前人的错误。其实,“九派”两个字在诗词中往往泛指长江,是长江的代用词,无须研究长江有哪九个支派。

  这首诗的中间二联,也是平列的写景句。文字浅显,不用解释。“归”与“下”两个动词,就是倒装的。听见竹林中笑语喧哗,知道是洗衣的姑娘回家了。看到荷叶摇动,知道有渔船下来了。尾联二句,暗用《楚辞》的修辞。淮南王《招隐士》有句云:“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萋萋。”意思是说:在春草丛生的时候,外出远游的王孙为什么还不归来。王孙就是士,也就是知识分子。古代的知识分子,都是王侯的子孙,故称王孙。王维在此处反用原句,他说:尽管现在已是秋天,春草已经凋零,王孙还是可以居留的。这个“王孙”,是指他自己。魏晋以来的诗人,经常用“春草王孙”这二句来作种种不同的比喻。这不是用古事,所以不是用典故,一般称为“出处”。

  这首诗的结句也用“随意”。二句的意思是:尽管在青枫白露的秋天,吴姬还在歌舞留客。明代的顾璘在《唐音》里批道;“随意二字难解。”可见明代人己不懂得这个语词了。谭友夏在《唐诗归》里批道:“随意字只可如此用,入律诗用不得。”这个批语可以说是莫名其妙。为什么这两个字只能用在绝句,而不能用在律诗呢?他如果看到王维已经在律诗里用过,只好哑口无言了。其实谭友夏也象顾璘一样的不懂,却故意卖弄玄虚,批了这样一句,使读者以为他懂得而没有说出来。唐汝询在《唐诗解》里讲王维此句云:“春芳虽歇。”这是很含糊的讲法,大概他也不知道“随意”的正确意义。

  第三首《终南别业》,八句全是叙述,没有一个描写句。别业,即别墅。终南别业就是辋川别业,王维的庄园。全诗说:过了中年,很喜欢修道养性,因此在晚年时就迁居到终南山脚下。兴致来时,常常独自出游。这种乐趣,也只有自己知道。胜事,即乐事。是什么乐趣呢?例如:沿着溪流散步,一直到泉水尽处,坐在石上看山中云起。或者偶然在树林中遇到一二老年人,在一起谈谈笑笑,忘记了回家。

  《唐律消夏录》的著者顾小谢对此诗有一段评释:“行坐谈笑,句句不说在别业,却句句是别业。‘好道’二字,先生既云‘空自知’矣,予又安能强下注解。”这两个观点,都使人不解。“句句是别业”,这句解释,似深实浅。既然诗题是“别业”,全诗所写当然是别业中生活。但是,和王维同时的殷瑶所编的《河岳英灵集》里,这首诗的题目却是《入山寄城中故人》。我以为这是王维的原题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被人妄改了。因此,也可知顾小谢的解释是胡说。“空白知”明明是指“胜事”,就是指下面二句所叙的山居生活,与“好道”毫无关系。

  这里再选两首王维的五律。这两首诗的风格和前三首不同,比较雄健。唐代自开国以来,各方面的蕃夷部落不时入侵。唐政府不能不加强边塞防守,以应付战事。有时也乘胜逐北,有扩张领土的意图。开元、天宝年间,有很多诗人参加了守边高级将帅的幕府,做他们的参军、记室。这些诗人把他们在边塞上的所见所闻,写成诗歌,于是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,成为盛唐诗人的新题材。这一类诗,文学史上称为“边塞诗”。在王维的诗集中,这一类诗篇并不多,而同时代的诗人高适、岑参和王昌龄,却专以边塞诗著名。

  王维这两首诗是许多唐诗选本都选入的名作。第一首《使至塞上》描写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人到达边塞时所见景色。有人以为这个“使”是王维自己。因为王维曾于开元二十五年(公元七三七年)出使塞上,在凉州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中任判官。如果这样,题目就应当写作《奉使至塞上》。现在没有“奉”字,可见这个“使”字是指一般的使者。再看此诗内容,完全是客观的写法,没有表现作者自己的语气,也可知此诗不能理解为王维的自述。

  第一联中的“单车”、“属国”,都是“使者”的代词。李陵答苏武书云:“足下昔以单车之使,适万乘之虏。”原意是说使者没有带许多人马,只用一辆车就够了。后世诗文家就把“单车之使”简化为“单车”,作为使者的代词。“属国”是秦汉官名“典属国”的省略。这个官掌管投降归顺的蛮夷部族。因此,“属国”就成为外交官的代词。居延是古地名,在今甘肃省张掖、酒泉一带,在汉代,此地与匈奴接境。讲明白这三个名词,这一联诗就容易懂了。两句十个字,意思只是说使者要到边塞上去,已经行过居延,进入胡地。上下二句,实在是重复的。既用“单车”,又用“属国”,“过居延”就是“向边”。二句只有一个概念。在诗学上,这算是犯了“合掌”之病,好比两个手掌合在一起。这种诗病,唐代诗人都不讲究,宋以后却非常注意,不做这种联语。杜甫诗曰:“今欲东入海,即将西去秦。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)“今欲”就是“即将”,“东入海”就是“西去秦”,两句诗只说了一件事。白居易诗曰:“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”(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)这是咏草的诗,下句就是上句。郎士元诗:“暮蝉不可听,落叶岂堪闻。”(《送别钱起》)

  结尾一联说使者到了萧关,遇到巡逻侦察的骑兵,一问,才知道都护的军部还在离这儿很远的燕然山呢。萧关在今甘肃省固原县,唐时是防御吐蕃的军事重地。燕然山,即杭受山,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。汉时大将军窦宪征伐单于,曾进驻燕然山,在山上刻了纪功的铭文。都护是汉代官名,西域都护是守卫天山南北两路的最高军官。

  王维这首诗的主题是描写当时西域领土的广大。过了居延,已经出了汉代的边塞,可是现在却还是大唐的领土。再向前走,到了萧关,才知都护(当时是节度使)的驻扎地还很远呢。这样看来,唐代的边塞比汉代向西扩张了几千里。但是,王维的地理概念,似乎有错误。萧关在东,居延在西。如果过了居延,应该早已出了萧关。王维另外有一首《出塞作》,自注云:“时为监察,塞上作。”此诗第一句就说:“居延城外猎天骄。”可知他曾到过居延,不知为什么这里却说过了居延,才出萧关。至于燕然山,更不是西域节度使的开府之地,王维用这个地名,恐怕只是对当时的节度使恭维一下,比之为窦宪。这最后一联,非但用燕然山,使人不解,而且这两句诗,根本不是王维的创作,他是抄袭虞世南的。虞世南《拟饮马长城窟》诗云:“前逢锦衣使,都护在楼兰。”在楼兰倒是符合地理形势的。王维此诗本来可以完全借用虞世南这一句,兰字也正好和延、天协韵。可是他大约不愿意被讥为抄袭,改楼兰为燕然,这一改却改坏了。

  第二首《观猎》是完美无疵的好诗。开头一联照例是点题。将军在渭城外狩猎,观众只感到寒风峭紧,弓弦乱响。用“将军”二字,可知是观众口气。颔联接上去就描写狩猎场面。作者抓了两个典型景象:牧草已经干枯,野兽失去荫蔽,放出去追踪的猎鹰一眼就看到奔逃的野兽。积雪已消,驱马逐兽,便觉得马蹄轻快。颈联写的是狩猎归来,很快就经过新丰市,就在市上饮酒休息。新丰市在临潼县东,在唐朝是著名产酒的地方,多酒店。长安人出郊春游,多在新丰买醉。唐诗中讲到新丰,都含有在此饮酒之意。饮酒休息之后,就整队回营。细柳是地名,在渭水北。汉朝的名将周勃,字亚夫,驻军在细柳营。后世诗人要提到军营,就用细柳营或亚夫营,不管它是不是在细柳。尾联结束全诗,在回归军营的路上,回头看刚才射雕的地方,只见大野茫茫,已与暮云合成一片了。

  施鸿保在《岘傭说诗》里也有一段分析。他在谈到作诗法的时候说;“起处须有崚嶒之势,收处须有完固之力。则中二联愈形警策。如摩诘“风劲角弓鸣,将军猎渭城”。倒戟而入,笔势轩昂。‘草枯’一联,正写猎字,愈有精神。‘忽过’二句,写猎后光景,题分已足。收处作回顾之笔,兜裹全篇,恰与起笔倒入者相照应,最为整密可法。”这段话,注意在律诗的首尾起结。起联有突兀的气势,结联有馀力,可以使中二联相得益彰。王维此诗的起联,不说“将军猎渭城,风劲角弓鸣”,而以“风劲”句放在前面,这就是所谓倒戟法。自从宋之问以尾联战胜沈佺期以后,诗人们都注意到律诗的起结了。

  孟浩然,襄阳(今湖北襄樊)人,生于载初元年(公元六八九年),卒于开元二十八年(公元七四O年),比王维年长十岁。王维官运亨通,做了安禄山的伪官,还能获得赦免,继续在朝。孟浩然一辈子没有成进士,更没有一官半职。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,苦吟,有诗名。四十岁才到长安,结识了许多达官名士,诗名大噪,遂与王维并称。但二人穷达不同,孟浩然始终是个襄阳布衣。

  第一首开头一联直叙八月中的洞庭湖,水涨湖平。涵虚是涵泳于虚空;混太清,是混合于天空。虚与空,都是指天而言。涵虚,实在就是混太清,句意只是说水天一色。第二联描写此时湖上的景色。水气从湖面上蒸发出来,波浪冲激着岳阳城。云梦泽是洞庭湖的古名。这一联是孟浩然的名句,十个字表现了洞庭湖的空阔浩瀚。历代诗人歌咏洞庭湖,都没有能创造更好的句子。第三、四联忽然转了方向,说自己想渡过湖,而没有船可用,在圣明的时代,徒然闲住着,觉得很可耻。因此,坐在湖边看人家钓色,空有羡慕鱼儿上钩的心情。

  这首诗在许多选本中,题目都是《临洞庭》,这样就无从了解下半首诗的意义。《初白庵诗评》云:“后半首全无魄力,第六句尤不着题。”也由于他没有见到全题。此诗的原来题目是《临洞庭赠张丞相》。张丞相是张九龄,开元二十四年(公元七三六年)从尚书右丞相降官为荆州都督府长史。孟浩然集中有好些陪张丞相游荆州名胜的诗,此诗即其中之一。上半首是写洞庭湖,下半首却是赠张丞相的话。第五句的“济”字是一个关键性的字。济字的本义是渡河越水,引伸而有工作或事业成功的用法。孟浩然说“欲济无舟楫”,表面上仍是在说洞庭湖。隐藏的意义却是说:我要获得一官半职,可是没有人帮助我。他希望得到张九龄的荐举、提拔,好比给他一条船,使他能渡过大湖。他看见张九龄提拔过许多人,犹如钓上了许多鱼,他的心情就是羡幕这些鱼的被钓上去。

  孟浩然一生不得志,后世称赞他是一位敝屣功名富贵的隐士。其实他也很希望成进士,由吏部选派一个官职给他。只是他胸怀高洁,不屑作不择手段的钻营。没有机会,也不介意。宁可游山玩水,饮酒赋诗。要说他绝对不求名利,恐怕未必。他和官位较高的人,一起游玩宴饮,诗的末尾常常流露出一些要求荐举之意,例如《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》末句云:“犹怜不调者,白首未登科。”《与白明府辨江》末句云:“谁识躬耕者,年年梁甫吟。”《姚开府山池》末句云:“今日龙门下,谁知文举才。”即使在描写农民生活的诗中,结尾还说:“乡曲无知己,朝端乏亲故,谁能为杨雄,一荐甘泉赋。”这些诗句,还比较含蓄,因为“明府”只不过一个县令,官还不大。赠张丞相的诗,就把求荐之情表现得很急切了。不过,我这样讲,并不是说孟浩然不配称为隐士。他还是隐士。唐代知识分子由进士及第而从政,叫做入仕。落第回家,终生不得官职,叫做归隐。唐代所谓隐士,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,不象宋以后的隐士,根本不参加考试,不求功名,甚至韬光养晦,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,老死无人知道。

  写景而兼赠人的诗,一种是赠别,为送人远行而作诗。以写景开始,结尾寓送行之意。另一种便是求荐,动机本来是写景,但借题发挥,转到求荐的意思。如何转法?这就要作者的艺术手法了。孟浩然此诗的第五句,是转得很高明的。

  初唐时期的诗人。多半是高官、贵族、豪富,他们没有乞怜求荐的需要,所以当时还没有以求荐结束的写景诗。盛唐以后,诗人多半是寒士,总盼望有一位达官贵人提挈一下,于是求荐的诗就多起来。连杜甫、韩愈这样的大诗人,也曾作过这样的诗。

  第二首《与诸子登蚬山》,是游岘山而作的诗。“诸子”是“诸君子”的省略,意思是“几个朋友”,不可解作“几个儿子”。岘山在襄阳城外汉水上,是一处与羊祜有关的古迹。我们必须先了解羊祜的故事,才能了解这首诗。

  羊祜是晋朝人,做褰阳太守的时候,常到岘山上与同僚饮酒游玩。一天,他感慨地对朋友们说:“自古以来,就有这个山;自古以来,有过许多贤人名士在这里游玩,可是这些人都默默无闻地消灭了,真使人悲伤。如果我死了之后,魂魄也将留恋这个山呢。”后来,羊祜果然死在襄阳,百姓追悼他,在岘山上为他立了一块碑。来读这块碑文的人,都欷歔感慨,不觉下泪。因此,人们就把这块碑称为堕泪碑。

  孟浩然这首诗的前四旬,就是概括羊祜的话。人事”,人物及其事迹,是有新陈代谢的。一代的人去了,一代的人接上了。这就成为古今。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,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。第三联写眼前所见景色:冬季水落,鱼梁中水浅了,在山上看,云梦泽因水浅而觉得深了。这个“深”字,不是说水深,而是形容从山顶到湖面的距离深远。这里用“梦泽”,只是表示江水、湖水,并不实指洞庭湖。在唐代,襄阳已看不到洞庭湖了。鱼粱是在江水中竖竹积石,做成一道堰,用以捕鱼。利用这道堰,作为一个渡口,就称为鱼粱渡。孟浩然的《夜归鹿门歌》有句云:“鱼梁渡头争渡喧。”即指此处。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,用来陪衬上下文。接下去说:羊祜的碑至今还在,使我读了碑文,也为之感伤得掉泪。这首诗的主题思想,当然是感生命之短促,精神状态很空虚、消沉,大约是诗人在极不得意的时候所作。陈子昂有一首古诗,和孟浩然这首诗是同一种情调:

  第三首《岁暮归南山》,是因为在长安没有出路,到了年底,回终南山去住一时,乃作此诗。北阙是皇宫的北门。汉代的制度,人民要向皇帝有建议或申诉,可以把文件送到皇宫北门去,那里有人收纳。“休”字在唐诗里有两种用法:(一)不要,等于莫字或勿字;(二)罢休,停止。这里是用第二义,意思是说:不用再向北阙去上书了,还是回到终南山简陋的屋子里去居住一时。归字是倒装用,本该作“归南山敝庐”。第二联说:上书无效,可见是自己才学不够,为贤明的皇帝所弃;自身又多病,连老朋友都很少来往。第三联写迟暮之感,头上渐生白发,正在催我入老境。“青阳”即“青春”,这里是泛指时序,已逼近年终了。因此有满怀愁绪,不能入睡,只看着空虚的夜窗上,照着松林间的月光。

  关于这首诗,《唐才子传》记载了一个故事。有一天,王维在宫中办公,私下把孟浩然请进去闲谈。忽然玄宗皇帝来了,二人大惊,孟浩然赶紧躲在橱下。王维不敢隐瞒,只好直言请罪。皇帝听说是孟浩然,就说:“这位诗人,我已听人讲起过,还没有见到。”当下就叫孟浩然出来,并问他:“带了新诗来没有?”盂浩然回说没有。皇帝就要他念几首新作品,孟浩然就念了《北阙休上书》这一首。皇帝听了很不高兴,说:“你自己不要做官,怎么诬蔑我,说我弃你呢?”于是命他仍回终南山去。

  《唐诗纪事》里也有这个故事,稍稍不同。由于丞相张说的推荐,玄宗皇帝召见孟浩然。孟浩然念了这首诗,因而忤旨放归。当时皇帝还说,“你为什么不念‘气蒸云梦泽,波动岳阳城’呢?”这个故事,显然是后世人编造出来的。洞庭湖一诗求荐之情非常诚恳,容易得人同情;所以编造故事的人断定这个张丞相是张说,并且确实举荐了孟浩然。《归南山》一诗既消沈,而且有怨愤之情,把自己的穷途潦倒归咎于“明主”,做皇帝的当然听不进去。这个故事虽非事实,但可以从此知道,这两首诗,由于表现方法的不同,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。编《唐诗别裁》的沈德潜在这首诗下批道:“时不诵《临洞庭》而诵《归南山》,命实为之,浩然亦有不能自主者耶?”可知沈德潜只看到《唐才子传》的记载,而没有见到《唐诗纪事》。

  今日偶阅《临洞庭》诗诸家旧注,发现有对此诗理解大不同者,增记于此,以备参考。

  唐汝询《唐诗解》在末句下注引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云:“古人有言曰;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”这样一注,把“羡鱼”二字的意义弄复杂了。他又把“欲济无舟楫”讲作孟浩然欲求仕而自知无才。因此,他解此诗道:“此临湖而兴求仕之思,复量其才而不欲进也。……见钓者得鱼,不无欣慕意,然结网未遑,则亦徒然兴羡耳。盖襄阳本不欲仕,乃临湖而有此叹,岂抱道之情,犹未战胜耶?”

  唐汝询首先肯定孟浩然不是要求仕的人,而此诗明显地有羡慕别人得仕之情,因而说他好象还不能安贫抱道,思想上未能战胜利禄的引诱。

  这样讲,已经弄错了孟浩然的思想情况。可是还有一个著《而庵说唐诗》的徐增出来把唐汝询大骂一通,而且是站在比唐汝询更不理解这首诗的立场上批斥唐汝询的。现在先看徐而庵对“欲济无舟楫”一句的注释:“‘无舟楫’,言无用我为舟楫者。《书经》云:‘若济巨川,用汝为舟楫。’

  ”孟浩然这句诗并没有用典故。“舟楫”二字亦不必有根据。“要过湖,可惜没有船。”这句话,谁都能说,不必一定要读过《书经》。可是现在引用《书经》此句,就把“舟楫”与“用汝”连结起来,把孟浩然此句讲作“要过湖,没有人用我作船”,怎么能讲得通?

  接下去,徐而庵说:“垂钓者,喻出仕之人也。垂钓则可得鱼,然不如网之稳。徒有羡鱼之情,见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济,亦犹垂钓者之未必得鱼,徒羡鱼耳。此句当在垂钓者身上说。唐仲言谓浩然‘抱道之情,犹未战胜’,真无目人语。襄阳本不欲仕,何羡鱼之有哉?看诗须细细循作者之思路,方有所得。若泛然论去,所谓有意无意之间,不必求甚解,于诗究为门外汉而己。”

  这位而庵先生一口咬定孟浩然是不要做官的人,也没有通读《孟浩然诗集》,不知道孟浩然有过许多求仕、求汲引的诗句,因此,根据他的注解,此诗后半首的意义便成为:“这个世界,没有人用我为船,因此就无人济世。在这个圣明之世,我却贫贱闲居,深感羞耻。我看那些已做了官的人(垂钓者),也未必能有所作为。因为钓鱼终不如下网,所得的成果不大。”

  唐汝询是从小就双目失明的人。徐而庵评他的注解为“真无目人语”,可谓刻毒。而他自己讲这首诗,比唐汝询更为不通,又何尝不是“瞎说”?唐、徐二家都不知道此诗题下还有“上张丞相”四字。也都没有从孟浩然全部诗集中去“细循作者之思路”仅仅就这四句诗中去穿凿典故,曲解诗意。至少,对这首诗的理解,我看他们二位都不免是“门外汉”。

  孟浩然专作五言诗,现在所有的《孟浩然诗集》中,共收诗二百五十七首,五言诗占了二百二十首。五言四韵的律诗又占了五言诗中的大半。开元时期五言律诗的各种篇法、句法、调声、对偶的形式,都可以从孟浩然诗中见到。这里又选了三首孟浩然的诗,它们不是名作,从来也没有选录,宋元以来的诗话里,也没有人提到过。我现在选取这三首诗,目的是想讲一讲初、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律,用它们来作例子。

  这三首诗都容易了解,不过我们还是先约略解释一下。第一首是以洞庭湖为题,寄给一个朋友阎九的。阎是姓,九是排行。中国知识分子,大约从春秋时代以来,每人都有一个名,一个字。名是正式公文书上用的,长辈叫小辈,可以称他的名,平辈之问,就不能直呼其名,只能称他的字。例如王维,同时友好都叫他摩诘,而不能叫他王维。但是,唐代人连字都不常用,一般熟人都以排行相称呼。排行是从祖父算起的,阎九不是他父亲的第九个儿子,而是他祖父的笫九个孙子。例如祖父有三个儿子,不管那一个儿子,首先生的孙子就是老大。以后第二,第三排下去,诗人高适的排行是第三十五,所以李颀的诗题有《答高三十五留别》。这种诗题在唐人诗集中常见,后世读者往往不知这高三十五是谁。史学家岑仲勉费过一番功夫,把《全唐诗》中用行辈称呼的人名大都考查出来,写了一本《唐人行第录》,对研究唐诗的人,很有帮助。

  此诗大意是说:洞庭湖到了秋天水涨,很阔大了,我也想乘船回襄阳去。接着就用二联描写湖水之空阔,只见水天一片,分不清那儿是楚,那儿是吴。这地区是古代是楚接境,向来称为吴头楚尾。江水和树木都隐没在空虚渺茫之中,湖与海好象也合并为一了,这一句的意义是说湖广大得象海了。最后二句说:等你来做我的船,大家一起渡过这个大湖。这一联的意义和赠张丞相诗一样,用一个双关的“济”字,用舟楫作比喻,就从写景转入为抒情。大约作者希望等阎九回来,给他做一个介绍人,向达官贵人推荐一下。末句说“相将济巨川”,可知是双方有利的事。

  第二首是在长安送辛大回鄂州去的诗。前四句叙述辛大,后四句叙述自己。南方的辛居士,要回家乡去了。他空有“济川”之心,而没有发挥“调鼎”之用。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。“济川”,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。“调鼎”本来是宰相的职责,这里用来比喻做官。这两句诗,写得很堂皇,说穿了,只是说;他想求个一官半职,可是竟没有到手。有人把“济川心”讲做“救世济民的心”,未免抬得太高了。

  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“忘机者”,家园也在汉水边上,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,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,以表慰问之情。“忘机者”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、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。这是高尚的比喻,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。《诗经·邶风》有一首诗,题名《式微》。有一个黎国的诸侯,失去了政权,寄居在卫国。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,劝他回去。“式微”的意义是很微贱。亡国之君,流落在外,是微贱之至的人。孟浩然说这首诗是“式微吟”,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。这个辛大,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,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。所以这首送别诗,没有惜别之意,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,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。古典文学中用“式微”一词,相当于现在的“没落”。“式馓吟”就是“没落之歌”。

  第三首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。主题、结构,和送辛大的诗完全一样。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,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。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,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。“朝夕”即“旦夕”,亦即不久”。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,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。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,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。这意思是说: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。

  三首都是送人的诗,第一首是寄赠友人,第二、三首是送别友人。第一首诗还有挣扎着求仕进之意,第二、三首则流露了灰心绝望的没落情绪。孟浩然诗的主题思想,大多如此。许多不得志的唐代诗人,他们的投赠诗也大多如此。史传说孟浩然“文不为仕,行不为饰,游不为利”,恐怕是美化得过分了。

  在讲王绩的《野望》诗时,我曾说五、七言律诗的中间二联必须是对句,但这里三首孟浩然的诗就不符合这条规律。上一篇讲过的《与诸子登蚬山》也不符合这条规律。第一首是颔联不对的例子。第二首是颈联不对的例子。第三首是中二联全不对的例子。《与诸子登蚬山》是第一联对而第二联不对的例子。这种对法,宋代人称为“移柱”。一联好比一条柱子,第一、二联移换了柱子,以致第一联反而是对句,第二联反而不作对句。

  这些诗的平仄,音节,无疑都是五言律诗,决不是五言古诗。这个情况,值得注意。孟浩然的五言诗,当时是“天下称其尽美”的。他作诗,决不会破体失格,也决不是没有能力作对句。那么,这是什么理由呢?答案很简单:这是初,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式。是从五言古诗发展到五言律诗的道路上留下来的轨迹。平仄、音节已经固定了律诗的规格,对偶的规格还没有固定,因而还可以有全不对或一联不对的形式。这种形式的五言律诗,在李白、杜甫及其他同时诗人的诗中,常可以见到,然而在中唐以后,除非偶尔有人摹仿,一般地说是绝迹了。

  《岘傭说诗》的作者施鸿保说:“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,有全不对者,须一气挥洒,妙极自然。初学人当讲究对仗,不能臻此化境。”他以为这种形式是五言律诗的最高艺术手法,是入于“化境”,初学作诗的人应当先讲究对仗,从能作对句上升到不作对句。这个理论,我颇有怀疑,为什么中、晚唐诗人都不想追求这个“化境”呢?

  奇怪的是,盛唐诗人作七言律诗,绝没有不对的联句,移柱的方法倒是有的。这或者是因为七言律诗不作对句,就近似歌行,不如索性作歌行体了。

  开元二十六年,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,作《燕歌行》以示适。感征戍之事,因而和焉。

  这首诗的作者高适,字达夫,渤海郡蓨(今河北景县)人。少时家道贫寒,流浪在中原一带。年过五十,才学做诗。进步很快,数年之间,便已成名。他曾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书记,因而熟悉边塞生活,写了许多边塞诗。肃宗时,官至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和杜甫有交情,杜甫有几首诗为他而作。唐代诗人,官至节镇的,只有高适一人。他的诗与岑参齐名,称为“高岑”。

  《燕歌行》是高适的著名诗作,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,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。但是,这首诗文字虽易懂,解释却颇不容易,因为有三个问题,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。

  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?作者的自序说“开元二十六年,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”。但在《河岳英灵集》和《文苑英华》中却是“开元十六年,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”。这个张公,是张守珪。开元十五年(公元七二七年),官瓜州刺史、墨离军使。开元二十一年,官幽州长史、兼御史中丞、营州都督、河北节度副大使。开元二十三年,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。根据这个政历,开元二十六年称“御史大夫张公”是对的,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,称“御史张公”是错了。由此看来,原文似乎应当是“开元二十六年”。但《河岳英灵集》编成于天宝末年(公元七五六年),收录的都是开元、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。《文苑英华》是北宋初年编集的,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。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,而它们同样作“开元十六年”,似乎原本确实如此。因此,我以为,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,是在二十一年以后,二十六年以前,则称“御史张公”也不错,而“开元十六年”则是他追记的年份。

  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,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。回到什么地方?诗序中没有说明。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(今开封地区),正在学做诗。这位幕客做了一首《燕歌行》,给高适看。于是高适“感征戍之事”,也和作了一首。这位幕客不知是谁,他的《燕歌行》内容也不详,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。高适这首和作里,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?这些情况,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,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。

  第二个问题,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。作者对于这些“征戍之事”的“感”,到底是什么态度?肯定呢,还是否定?歌颂呢,还是讽刺?我看过一些笺释,对于这个基本问题,似乎都没有说明白。

  第三个问题,是这首诗的结构,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,还是概括了许多“征戍之事”?这些地名,是记实呢,还是借用?所提到的人物,是一个人呢,还是许多人?如果是一个人,是特写张守珪呢,还是另有别人?“汉将”是谁?“男儿”是谁?“身当恩遇”是谁?“死节”又是谁?这些辞句,都有些捉摸不定,因而笺释者就意见纷纭。

  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,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。《旧唐书·张守珪传》有一段记载,极可注意:开元十五年,吐蕃寇陷瓜州,王君蕃死,河西汹惧,以守珪为瓜州刺史、墨离军使,领馀众修筑州城,板堞才立,贼又暴至城下。城中人相顾失色,虽相率登陴,略无守御之意。守珪曰:“彼众我寡,又创痍之后,不可以矢石相持,须以权道制之也。”乃于城上置酒作乐,以会将士.贼疑城中有备,竟不敢攻城而退。守珪纵兵击败之。于是修复廨宇,收合流亡,皆复旧业。

  这一段历史,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:(一)开元十六年,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。他曾作了一首《燕歌行》,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。高适读了,印象很深。过了几年,就采取这个题材,也作了一首。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,但高适作此诗时,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、河北节度副大使,因此他的诗序中称“御史张公”,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。(二)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: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”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,耽于酒色,而不恤士兵的生命。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,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。这个谜,向来没有人解通,只有陈沆在《诗比兴笺》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,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“空城计”有关,但是,他又说:“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,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,或追咏其事,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,不恤士卒之词,均未可定。”这样,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,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,还是讽刺。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“开元十六年”。

  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,瓜州之胜,虽然是一时侥幸,但也可见其胆略。当时必然众口喧传,非但幕客以之入诗,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,可知高适作此诗,决不是有讽刺之意。

  《燕歌行》是乐府古题,吴兢在《乐府古题要解》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“言时序迁换,而行役不归,佳人怨旷,无所诉也,”高适所感的“征戍之事”,这也是其中之一。既然用此题作诗,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。所以,“铁衣远戍”以下四句,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,而表现《燕歌行》的本意了。

  开元、天宝年间,唐朝对突厥、回纥、吐蕃,连年有战争。对于这些战争,当时的诗人,一般是不反对的,因为是卫国战争。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,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,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,不是为了贪功受赏。“死节从来岂顾勋”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。但对于战争本身,他们是反对的,或说憎厌的,因为“沙场征战苦”,驱使无数人民去“暴骨无全躯”。因此,归根结底,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,驻守边塞,以守备为本,既不让敌人侵入,又不至于发生战争。

  现在,我们可以看清楚,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,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,否则,为什么说是“和”呢?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“征戍之事”的复杂的,或说矛盾的“感”,同时,也是为了符合题目。“杀气三时作阵云”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。“三时”是春、夏、秋,见《左传》。春、夏、秋是耕桑的季节,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,可以不妨碍生产,而且容易征召兵士。“阵云”是某一种状态的云,据说出现了这种云,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,因为这种云是“杀气蒸腾而成”。现在说春、夏,秋三时都有阵云,可知终年都有战事。

  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,每韵成为一首绝句。第二、四、七韵是平韵绝句,其馀都是仄韵绝句。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。第四韵“大漠穷秋塞草腓”,这个“腓”字有许多本子都作“衰”字,肯定是错的,因为“腓”字是韵。第六韵“边庭飘颻那可度”,这个“度”字与下句的“有”、“斗”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,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,“度”应当读如“豆”,如果不是古音,准是方言韵。

  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,但从句法、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,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。(“君不见”的“君”字可以说是衬字。)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,绝不与上下文联系,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。

  从来评选唐诗的人,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。其实,主题思想的不一贯,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,仍然都是缺点,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,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,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。高、岑虽然齐名,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,毕竟高不如岑。

  岑参,南阳(今河南南阳)人,天宝三载(公元七四四年)进士及第。安禄山叛乱,攻占长安的时候,岑参年在四十左右。代宗时,官至嘉州刺史。为西川节度使杜鸿渐所器重,奏请以岑参为从事。杜鸿渐罢官后,岑参就终老于蜀中。天宝末年,封常清为安西节度使,岑参在其幕府中,因而熟悉西域情况,写了许多描写边塞的歌行体诗,与高适齐名。

  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》是岑参名作之一。他的同事武判官要离职回家,节度使置酒送行,其时正在大雪天,岑参在酒席上作此诗送行。全诗以描写边地雪景开始,转到送行的意思。论这首诗的作用,也是一首赠别诗。

  此诗前十句都是《白雪歌》。西北塞外,八月就下雪了。好象一夜之间,吹来了春风,使千万树梨花都开放了。这是描写雪之白。下面四句形容雪之寒:将军的弓都拉不开,都护的铁甲也穿不上身。唐代有北庭大都护,是西北边防的统帅。“瀚海阑干百丈冰”这一句却有问题,已有人指出过。“瀚海”就是沙漠,没有水,不会结成百丈坚冰。大约作者用错了名词,指的是蒲类海之类的大湖泊了。

  下面八句就转到送行的事。判官东归,节度使为他送行。中军是中军之将,这里用来代替主将,即指节度使封常清。宴会上有音乐歌舞,以“胡琴琵琶与羌笛”一句来表达。宴会到傍晚,辕门口大雪纷飞,红旗在风中也因冻结而不能翻展。轮台是县名,北庭大都护驻守的地方。在轮台东门送行,这时天山下的大路已为积雪所封,行人转过一个弯,就看不见了,只留着雪上的马蹄迹,供我怀念。

  这首诗不能说有什么突出的好处。武判官大约不是作者的亲密朋友,送行的话并没有深刻的情感。全诗只不过词句通俗流利,集中一个主题,从各方面刻画塞外雪景。在开元、天宝年间,这是一种新题材、新形式的诗歌,一时风行,成为一个新的流派。

  《白雪歌》相传是黄帝时的琴曲。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:“有客歌于郢中,歌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,国中和者数十人。”可知当时能唱此曲的人很少。唐高宗显庆二年(公元六五七年),太常寺乐官取帝所作雪诗,依旧传琴曲制谱,成《白雪歌》曲进呈。岑参此诗歌咏边塞雪景,即以《白雪歌》为题,是借用乐府歌曲名,不是自创题目。下文《送武判官归》才是诗题。

  这一首也是许多选本都选取的名作,走马川不见于地理书,大约在轮台附近。在走马川送封常清出师西征,因此做一首描写走马川的诗,带便写进了送行之意。题目没有说明送谁出师西征,但岑参另外有一首《轮台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,可知这一首也是送封常清的。沈德潜在《唐诗别裁》中把这首诗也题为《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,虽然大概不错,但总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添改。

  川,本义是河流。沿着河流两岸的平原,称为“川原”,也简称为川。“行”是歌行的行,不是行走的行。《走马川行》是这首诗的正题,是歌曲名;《奉送出师西征》是副题,是诗题。

  这首诗的第一句,各个版本均有不同。《唐诗纪事》作“君不见走马沧海边”,显然漏掉一个川字。《唐音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唐诗别裁》都作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”,显然多了一个行字。这首诗是每三句一韵,如果依照上面两种句法,则第一韵少了一句。现在我们把它写作:

  句法韵法就与全诗统一了。“川”字也是韵,而且是起韵,下面“边”、“天”二字是跟着“川”字协韵的。沧海的“沧”字肯定是错的,现在定作雪海。岑参《轮台歌》有一句“四边伐鼓雪海涌”,可以为证。

  《白雪歌》描写的是雪,这首诗描写的是风。“轮台九月三句描写沙漠里的大风,设想和造句,极为雄健。下面三句就转到副题上去,“汉家大将西出师”尤其是一个关健性诗句。金山不知现在是什么山,注释者都引用《嘉庆一统志》,说是“在陕西永昌卫城北”。这样,反而在轮台之东,而且是内地了。《轮台歌》一开头就说“羽书昨夜过渠黎,单于已在金山西。戍楼西望烟尘黑,汉兵屯在轮台北”。这两首诗写的是同一件事,可知金山必在轮台之西。烟尘是烽火的烟尘,是敌人入侵的警报。

  “将军金甲”三句写军容之盛,但仍然联系着风。不过“风头如刀面如割”这一句却大有语病。从语法的角度看,既然头面对举,那么这一句的散文结构,就应该是“风头如刀,风面如割”。但作者的意思似乎是。风头如刀,吹在人面上犹如被割裂了一样”。那么,这句诗实在是不合语法了。(问题在这个“头”字用得不好.)

  “马毛带雪”三句,都写寒冷,前二句写奔驰的战马,汗气从身上的积雪下蒸发出来,随即凝结为冰。“五花”、“连钱”是马毛的纹饰,此处用来作马鬣的代用词。第三句联系到自己,在幕府中起草文书,砚水也结冰了。

  最后三句是颂扬封常清的,也是奉送出征的礼貌语。敌人听到你的大军出动,一定恐慌万分。估计他们决不敢和我军短兵相接,肯定会投降的。那时我们当在车师西门迎接你凯旋归来。车师是古代匈奴部旗名,也是他们居住的地名,在今新疆吐鲁香奇台一带。从地形来看,应在轮台东北。如果封常清从轮台向西出师,则敌人不可能在其东北。因此,这里所谓车师,或者是用一个历史名词,以代替轮台,反正这一带都是汉代匈奴的车师前后王庭所在地。

  岑参在西域多年,写了不少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,每一首里都有些精警的句子,为后世所传诵。但观其全篇,往往还有美中不足之处。例如叙述凌乱,重复字多。此诗第五韵上二句写马,第三句忽然写到“幕中草檄”,便毫不相干。也许作者想到的是“据鞍草檄”的典故,故尔有此一句。如果是这样,则“幕中”二字便用得不适当,不如就用“据鞍草檄”,就与马联系上了。

  这八句诗中,“西”字三见,“轮台”三见,“头”字二句中再见。“旄”字二见,都是语病,善于琢磨的作者,都能避免,而岑参却不免粗疏。当然,我并不是说每一首诗中,绝对不许重复一个字。例如此诗第一、二句的“轮台”是故意要重复的,但第六句的“轮台北”就应当考虑了。

  《白雪歌》的用韵方法很不整齐。第三韵与第七韵是四句一韵,其馀都是二句一韵。在一般情况下,一韵表示完成了一个思想概念。全诗用韵的方法,要求匀称,此诗第七韵四句是一个不可断绝的概念,所以应该是四句,况且又在篇未。如果上文都是二句一韵,此处忽然改为四句一韵,可以使读者有从容结束之感。但第三韵的四句却很不适当。分明是两个概念,应当仍用二句一韵,以取上下文的统一。

  《走马川行》的韵法就整齐了。三句一韵,每句尾都协韵,每三句表达一个概念(只有第五韵不合格),使人读起来就觉得音节流利,意义明白。这种韵法,起源于秦始皇的《峄山刻石》。那是三句一韵的四言诗,现在把这种韵法用于七言歌行,不知是不是岑参的创造。

  韵与音节有关。五、七言歌行的韵法,最普通的是全篇一致,四句一韵,仄声韵与平声韵互用。这样,诗的音节是和缓的。如果二句一韵,音节就较为急促。也有逐句协韵,一韵到底,绝不转韵的,其音节就最为急促。为了调剂音节,可以改变韵法。在四句一韵中插入二句一韵,或在二句一韵中插入四句一韵。但是要求在变化中有规律,不能忽此忽彼,漫无次序。

  韵法约束了思想概念。二句一韵,必须把一个概念约束在二句之中。如果不可能,则改用四句韵。象《走马川行》那样的三句一韵,毕竟很少使用。这种技巧,文学批评家常常称之为“剪裁”。做衣服要把衣料剪裁得合身,做诗也要把诗意剪裁得配韵。或者说,韵要配合思想概念。

  以上所讲韵法,只是普通的、一般的规律,到了李白,由于他才气大,敢于突破常规,他的歌行常有独创的韵法。为了配合他自己的韵法,甚至还敢于改变句法,有时把散文句法也用到诗歌里来了。这种例外情况,每一位大诗人都有某些独创,不独李白一人为然。

  这里有四首七律唱和诗,是宋元以来许多谈诗的人喜欢评论的。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,广平王李傲率朔方、安西、回纥、南蛮、大食之兵二十万人收复长安,平定了安禄山父子之乱。十月丁卯,肃宗还京,入居大明宫。三年二月丁末,大赦天下,改元乾元。此时李唐政权,方才转危为安,朝廷一切制度礼仪,正在恢复。中书舍人贾至在上朝之后,写了一首诗,描写皇帝复辟后宫廷中早朝的气象,并把这首诗给他的两省同僚看。两省是门下省和中书省,在大明宫宣政殿左右,是宰相的办公厅。中书省有政事堂,是宰相和大臣会议政事的地方。当时,杜甫官为左拾遗,属门下省。岑参官为右补阙,属中书省。王维本来是给事中,做了安禄山的伪官,此时刚才获得赦免,降为太子中允。他们都是诗人。贾至是中书舍人,是他们的上司,因而每人都做一首诗来奉和。当时和诗的一定不止他们三人,不过我们现在只能见到这三首。贾至首先作诗,称为原唱,王、岑、杜三人的诗是和作,合起来称为唱和诗。

  官位较高的诗人,有资格每天进宫中朝见皇帝。他们对于宫廷中那些威严而又华贵的礼仪,印象极深,往往有诗记录。唐宋诗人作这一类诗的不少。方虚谷编《瀛奎律髓》,给这一种诗取了一个分类目,名为“朝省诗”。

  朝省诗和应制诗同样都是宫廷文学。字句要求富丽,对仗要求精工,思想内容要有感恩颂德之意。创作方法纯然是赋,不能用有言外之意的比兴。这种诗,在初、盛唐时期尤其多,诗人们往往用这种作品表示其写作翰苑文章的才学。我们研究唐诗,也应该了解一下,虽然现在它们已没有用处。

  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“早”字。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,天还没有亮,还得用蜡烛。到了宫城里,才是黎明。“天”代表皇帝,朝见皇帝称为“朝天”。“紫陌”是紫红泥铺的路。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: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,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啭。“建章”是汉高祖造的宫殿,规模宏大,传说有千门万户,后代诗人就用来代表宫殿。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: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,走上白玉的阶陛,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。衣冠端正的身上,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。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。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,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。凤池是凤凰池的简称,代表中书省的官署。此诗末一句,《唐诗纪事》作“终朝默默侍君王”,错得可笑。

  王维的和作是紧紧扣住贾至原唱柏。第一联也写“早”:戴红头巾的卫士在宫门外传呼天亮了,宫里专管皇帝衣服的女官才把翠云裘送来伺候皇帝视朝①。汉朝时,卫士在宫门外学作鸡鸣以报晓,称为鸡人。翠云裘见于宋玉的赋,用来指御衣。晓筹是铜壶中报晓的筹子。第二联写朝见情况:宫殿的门都开了,各国官员都来朝拜皇帝。九天是最高的天,阊阖是天门。这一句实际上是宫殿开门的倒装句法。衣冠代表人物,冕旒是皇帝的朝冠,此处用作皇帝的代词。第三联写朝见时的景色:太阳光才照临到殿前的承露盘,薰炉中的香烟要飘浮到皇帝的衣服上去。汉武帝曾铸铜为仙人,掌上托着一个承接露水的铜盘,放在宫殿前。此处用来指宫殿前陈列的装饰物。皇帝的衣服绣有龙纹,称为龙衮,亦可称衮龙。第四联讲到自己的职司:朝罢之后,回到中书省,就应当为皇帝办事,起草各种诏书。“五色诏”是用典故,石季龙的诏书是用五色纸写的,故曰五色诏。此处只是用来作“诏”字的修饰语,其实唐代的诏书是用黄麻纸写的。

  岑参的诗,前三联的内容也是同样的。第一联说:鸡鸣的时候,路上还有黎明的寒气,在这暮春时节,黄莺在皇城里鸣啭不已。从这一句看,可知这些诗都是在乾元元年三月里作的。第二联说:晓钟一响,宫中的千门万户都开了,白玉阶两旁,警卫的仪仗队簇拥着许多官员。“万”、“千”二字,都是多的意思,金阙指宫廷。上一句就是王维的“九天阊阖开宫殿”。第三联也是写“早”:花迎接这些剑佩铿锵的官员,正是星星刚才隐落的时候,柳条吹拂着旌旗,还带着露水。第四联就和贾至的原作不同了。他说:只有这位凤凰池上的人,能做这样一首好诗,正如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的曲子一样,使大家都难于奉和。这一联就是恭维贾至了。

  杜甫的和诗用一半篇幅来写早朝,另一半篇幅来恭维贾至。第一联说:五更时候,铜壶滴漏的声音,催出了晓箭。这一句只是说:天亮了。古代无钟表,以铜壶滴水计时。每一个时辰有一支竹筹,或称箭,从水壶中升起。所以说“漏声催晓箭”。下面的对句是说:皇宫里的春风使桃花都红了。“九重”是最高的地方,指皇宫。人醉则脸红,桃花红了,就象是醉了。天上的人是仙人,地上的人是凡人,皇帝既称天子,皇宫就是天庭。皇宫里的人物就可以用仙字来形容,“仙仗”、“仙桃”是同样的用法。第二联写宫中日暖风微,画着龙蛇的旌旗在微微飘动,宫墙殿角上有燕雀在高飞。第三联说贾至朝见以后,满袖带着香烟回到中书省,提起笔来写成了一首象珠玉般的好诗。第四联的含意,必须先了解几个有关的典故,方能明白。原来贾至的父亲贾曾在开元初年也做过中书舍人,玄宗皇帝在先天元年即位的时候,玉册文便是贾曾作的。后来玄宗避难入蜀,传位于肃宗,这个传位玉册文是贾至作的,所以他们父子是“世掌丝纶”,两代都职掌皇家的文书。“丝纶”,代表皇帝的话,见于《礼记》。刘宋诗人谢凤的儿子谢超宗,诗文学问都好。有一天,皇帝对谢庄说:“超宗很有些凤毛。”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,意思是说:谢超宗的才学,得到他父亲的遗传。后世文人就用“凤毛”来代表能继承家学的儿子。杜甫把这些典故组织在第四联中:要知道世掌丝纶的美事,但看现在凤凰池上有了凤毛。这两句对贾至的恭维,比岑参的两句更贴切了。

  这四首诗是研究唐诗的好资料。同一题材,同一形式,出于同时四位著名诗人之手,后世人就有兴趣给他们评比甲乙,象上官婉儿评比沈、宋二诗一样。

  岑作精工整密,字字天成。颈联绚烂鲜明,早朝意宛然在目.独颔联虽绝壮丽。而气势迫促,遂致全篇音节微乖。王起语意偏。不若岑之大体。结语思窘,不若岑之自然,颈联甚活,终未若岑之骈切。独颔联高华博大而冠冕和平,前后映带宽舒,遂令全首改色,称最当时。但服色太多,为病不小。而岑之重两“春”字,及“曙光”、“晓钟”之再见,不无微【】。信七律全璧之难。

  以上是明代胡元瑞的话,见《少室山房笔丛》。他把王维、岑参二诗作比较,以为王维的起、结和颈联都不如岑作,但颔联却好到使“全首改色”,成为四诗之最。至于缺点,则王诗中“绎帻”、“尚衣”、“翠云裘”、“衣冠”、“冕旒”、“衮龙”,尽管作用不同,总觉得衣服方面的词汇太多。岑诗则“曙光”和“晓钟”亦不免重复。

  早朝四诗,名手汇此一题,觉右丞擅场,嘉州称亚,独老杜为滞钝无色。富贵题出语自关福相,于此可占诸人终身穷达,又不当以诗论者。

  这一段是明代胡震亨的话,见《唐音戊签》。他排定了考案:王维冠军,岑参亚军,杜甫殿末。理由是杜甫此诗最为寒伧,富贵庄严的气象不足。接下去讲到有福相的人说话自然有富贵气,不能说富贵话的人,必定是穷途潦倒汉。因此,从诗看人,可以预测杜甫一辈子不会显达。这是他的定命论观点,我们不必重视,也无暇在此批判。他既以“富贵语”为衡量这四首诗的标准,可知他把王维列为第一,是因为王诗的富贵气象胜于岑诗。

  岑王矫矫不相下,舍人则雁行,少陵当退舍。盖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,不当以一诗议优劣也。

  这是明末唐汝询的意见,见《唐诗解》。在岑、王之间,他不能定甲乙,贾至则挂名第三,杜甫考得了背榜。但又赶快申明这仅是四首诗的高下,并不是四人全部诗作的定评。

  这是吴昌祺的一段眉批,写在唐汝询的评语上边,见《删订唐诗解》。他定的考案是:岑参、王维,杜甫,贾至。

  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,起二句早”字,三四句大明宫早朝。五六正写朝时,收和诗匀称。原唱及摩诘、子美,无以过之。

  这是清人方东树的意见,见《昭昧詹言》。他以岑参诗为第一,理由是全诗章法匀称。其他三诗,他没有排名次。

  和贾至舍人早朝诗究以岑参为第一:“花迎剑佩、柳拂旌旗”,何等华贵自然。摩诘“九天阊阖”一联失之廓落。少陵“九重春色醇仙桃”更不妥矣。诗有一日短长,虽大手笔不免也。

  这是晚清施鸿保的意见,见《岘傭说诗》。他的最后二句,意思与唐汝询同,表示并不因此诗而否定杜甫的伟大。其实他们这些话是多馀的,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说,他们并不以为岑参的诗都是第一呢?

  早朝唱和诗右丞正大,嘉州明秀,有鲁卫之目。贾作平平。杜作无朝之正位,不存可也。

  这是沈德潜的评价,见《唐诗别裁》。他以为王、岑之间,旗鼓相当,不易分高下。贾至诗虽平平,还可列入第三。杜甫诗只做“早”字,没有把“朝”字放在正位上,就使主题落空,因此他根本不选这首诗。

  以上选录了明清二代七家的评语,只是现在手头所有的资料。宋元人诗话中也有过个别论议,但似乎还没有人作综合评比。单就这七家的论定来看,杜甫不及格是肯定的了。岑得三票,王得二票,弃权二票。看形势,岑诗的冠军地位,较王诗为稳。

  从全诗的结构、章法、句法来看,我以为这样的定案是公允的。但从部分诗句的评论来看,还可以有所商榷。胡元瑞说王维诗“结语思窘,不若岑之自然”。这是牵涉到诗的结尾方法的问题。贾至诗是首唱,可以不谈,岑参、杜甫二诗的结尾都是针对原作,谀颂贾至的。因为贾至是中书舍人,是长官。王维诗的结尾,虽然用贾至原意,却并不对贾至一人而言,只是泛说两省僚友退朝之后,就得回到省中去办公。这是因为王维的官位是太子中允,和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阶。他的资格也比贾至老,因此他不作恭维贾至的话。岑参官右补阙,是从七品官;杜甫官左拾遗,是从八品官,他们当然应该恭维一下长官。从恭维的辞藻来比较,杜甫的结联实在高于岑参。胡元瑞说王维思路窘弱,恐怕没有考核一下当时王维的身分。

  贾至的原作,虽然工稳,但没有一联警句,比起来真是平平。其馀三诗,各有一联被推为名句。王维是“九天阊阖”一联,岑参是“花迎剑佩”一联,杜甫是“旌旗日暖”一联。王维这一联,胡元瑞以为“高华博大,冠冕和平,使全诗为之生色,而施鸿保却说是“失之廓落”。这两家的评价,相去甚远。“廓落”就是空泛,大约岘傭以为这一联是抽象的描写。他把“九天阊阖”误解为天庭,把“万国衣冠”误解为全世界的人,于是便觉得诗意不切“朝”字,流于空泛了。其实王维此联的重点在“万国衣冠”一句。当时有契丹、吐蕃、回纥、南蛮许多国家和部落的军队来协助平定安禄山之乱,每天都有各国的可汗、君主、或将帅参与朝会。王维写的正是当时现实的盛况,而这正是贾、岑、杜三诗所没有表现的。因为有了下一句,才配了上一句来形容宫殿之高大。所以胡元瑞感到这一联所描写的朝会气象和其馀三首诗不同。它非但不是“廓落”,而正是写出了当时朝会的一个特征。

  岑参的一联,也有过不同的看法。唐汝询解释道:“花柳芬菲,星沉露滴,早朝之景丽矣。”吴山民在《唐诗评【】》中也批评这二句“花星无涉,柳露相粘”。可知他们都以为二句之中写了四景,每句的上四字与下三字不相干。这是没有足够的体会。吴昌祺就指出:“花迎二句,或谓为两截语,非也。盖言迎于星落之时,拂于露湛之际耳。”这就把作者的句法讲明白了,怎么能说“花星无涉”呢?至于“柳露相粘”,是说这一句中犯了用双声字之病。一句诗中,忌用双声字,这是关于调合四声的八病之一。在盛唐时候,诗人还不重视这种声病,我们可以存而不论。

  杜甫的“旌旗日暖”一联,是苏东坡极口称赞的。但这一联的下句与上句不很相称。因为用了“燕雀”二字便不够富丽。封建时代的宫廷文学,对花鸟之类,也有选择。讲到花,总得用牡丹、芍药、桃李之类。讲到鸟,总得用凤凰、鹦鹉之类。“雀”是田野里的小鸟,放在宫里,就显得寒伧。杜甫这一句本该用“莺燕”,就没有问题,可是这里只许用两个仄声字,老杜也只好配上一个“雀”字了。

  现在选讲一首王湾的诗。这首诗,从唐代传流下来,一开始就有两个文本。除了中二联只差一字外,起结二联,完全不同,连题目也不同。这是研究唐诗的人都感到兴趣的。

  王湾,洛阳人,不知其字。《唐诗纪事》说他登先天进士,开元初为荥阳主簿。以后被马怀素选请去校正秘阁群书,最后的官职是洛阳尉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是开元十一年(公元七二三年)进士,比先天迟了十年。天宝年间,国子生芮挺章编选了一部同时代人的诗集,叫做《国秀集》。此书一共选录了诗二百二十篇,王湾这首诗也在内,题作《次北固山下作》。过了十年,丹阳进士殷璠也编了一部当代诗选,题名为《河岳英灵集》。此书一共选诗二百三十四首,都是开元、天宝年间的名作,王湾这首诗也被选进了,但题目却是《江南意》。同时的书,选的又是同时代的作品,两个本子文字如此不同,这是极为少见的。后世人选录这首诗,有人用芮本,有人用殷本,对于这首诗的体会和解释,也就不同。

  幸而中间二联只差一个字。颔联写长江水涨风静之景,芮本作“两岸阔”,殷本作“两岸失”,这就有人评比过。沈德潜在《唐诗别裁》中说:“两岸失,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。别本作两岸阔。少味。”可是,我却觉得用“阔”字好得多。潮与岸平,则感觉到两岸开阔。若“两岸失”,则潮水泛滥成灾了。如果从“平”字去体会,我以为“阔”字是作者的改定本。

  颈联是盛唐名句。王湾的诗名,全靠这一联,垂于不朽①。海上已涌出一轮红日,这边还是残夜;江上已有春意,而旧年还未过完。这是说江南春早。两个动词“生”和“入”都用得灵活。“生”字还比较平常,“入’字却非经过苦心锻炼不能想到。他用的是倒叙句法。不说腊月里已有春意(可能这一年立春在腊月),而说春意进入了旧年。殷瑶说这两句是“诗人已来,少有此句。”又说:张说作宰相的时候,曾亲手写了这首诗,贴在政事堂中,教人学习。

  这两个文本,不但题目不同,连起结二联也绝然不同,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是被别人改了诗题,很可能是原作者一诗二用。初稿也许是“江南意”,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。起联作正面叙述: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,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。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,海日和早春。在北方人看来,这些都是新意。这个“意”字,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用法,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。我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,常常说:“有意思”,就是这个“意”字的注解。最后一联说: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,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。这个“偏”字,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,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。岑参的《敦煌太守后庭歌》结句云:“此中乐事亦已偏”,又孟郊《边城吟》云:“西城近日天,倍禀气候偏”,都是同样的用法。“偏”字本来有不正、欹侧的意义,大约唐人引伸而有独特,别致的意义。

  “次北固山下”,即在北固山下宿夜。“次”字作停顿解。无论驻马、泊舟、停车,都可以用“次”字。这个诗题的意义是停船在北固山下过夜,待明天一早开船。北固山在镇江。如果把《江南意》的中间二联用于这个诗题,起结二联就必须改作。于是,作者把起联改为“客路青山外,行舟绿水前”,以点明题目。结联改作“乡书何处达,归雁洛阳边”。以旅客怀乡的情绪作结束。

  芮挺章的《国秀集》先出,他得到是题为《次北固山下作》的文本,殷璠的《河岳英灵集》迟出,他得到的是《江南意》文本。但是我以为芮挺章得到的是改定本,殷璠所得却是初稿本。因此,我以为“潮平两岸失”是初稿,而“两岸阔”是作者自己的改定本。

  方回编的《瀛奎律髓》选了这首诗的《次北固山下》文本,在评语中说:“《江南意》似不如此篇之浑全。”周伯弼的《三体唐诗》亦用此本。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才子传》都采录了《江南意》文本。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》录用了《次北固山下作》文本,但是他把“两岸阔”改回来,仍作“两岸失”。可见他以为从全体看,这首诗以《次北固》本为佳,但在“阔”与‘失”之间,他坚持以为“失”字有味,硬是改乱了二本的真面目。

  顾小谢的《唐律消夏录》选用了《江南意》文本。他有一段很好的评解,今全录于此

  第三、四句潮平岸失,风正帆悬,寻常之景。第五、六句因海天空阔,见日出恁早,故日生残夜。江树青葱,觉春来亦恁早,故曰入旧年。句法虽佳,意亦浅近。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,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,所以中间两联.便成奇景妙语。后人将此题改作《次北固山下作》,起结全换,是何见解,可叹可叹。

  这一段话,对我们很有启发。它说明了诗与题目的密切关系。中间二联写的本来是寻常景色,诗意亦是浅近的。在《次北固山下》这个题目之下,这两联便显不出妙处。用《江南意》为题,而且第一句就点明“南国多新意”,于是这两联便突出了。它使读者感到是典型的江南气象,是初到江南的北方人生活经验中的新意。由此可见,读古代文学作品,连题目都应当注意,看看作品本文与题目是否呼应?题目能否慨括本文全篇?孟浩然的《临洞庭》一诗,岂不是也因为被删去了“赠张丞相”四字而使读者感到结尾几句不着题吗?

  至于顾小谢认为《次北固山下》是后人改换的题目和诗句,这是不可能的。后人窜改古人诗,从来没有这样大幅度的改。而且这两个文本,见于同时代人所编的书,相去不过十多年,要改也只能是同时代人所改,决不可能是后人所改。所以我估计这是王湾自己的改本。

  初、盛唐时期,东北,西北,西南各处国防线上常有战事,唐朝政府不得不派大军守卫边境。统率这些国防军的节度使都是著名的将帅,他们需要带一批文人去掌管文书事务。文人进入节度使幕府,有希望由于长官的举荐而获得一官半职。在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,许多著名诗人都被收罗在边防节度使的幕下。这些诗人熟悉了边塞风物和将士的生活、情绪,用各种形式的诗歌来歌咏、表现它们,于是唐诗中大量出现了这一类的新题材。我们把这一类诗歌称为边塞诗。我们己讲过了高适、岑参的三首七言歌行形式的边塞诗,现在再选讲四首七言绝句形式的边塞诗。

  第一、二首都题作《凉州词》。“凉州”是当时新流行的曲调。据说有一位龟兹国王爱好音乐,他在大山中听风声水声,和他的乐师们一起谱成许多歌曲,在西域风行一时。唐朝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搜集到这些曲谱,进献给玄宗,玄宗就交给教坊翻成中国曲谱,并配上新的中国歌词。就以歌曲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,有“伊州”、“甘州”、“凉州”等十多个曲调。诗人们热烈欢迎这些新鲜的歌曲,大家都为它们作词,因此许多人的诗集里都有以“凉州词”、“伊州词”或“甘州词”为题的诗歌,它们是唐代新的乐府曲名,不是诗题。

  王翰的《凉州词》写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,在临阵以前,僚属给他欢送出征。葡萄酒是凉州名产,夜光杯是最好的白玉酒杯,也是凉州名物。用这一句来概括宴席的丰盛。将军还想多喝几杯,可是军士们已骑上马,不便口头催促,只是拨响着琵琶。将军一听,就知道伙伴们在催促他了。但将军此时已喝得醉醺醺的。他是贪杯酗酒吗?不是。他是贪生怕死吗?也不是。他说:我醉倒在战场上,你们也别笑我。你们看,从古以来,上阵作战的人有几个活着回来的?这就表现了将军抱着必死之心,喝饱老酒,上马杀敌的豪壮气概。施鸿保评这二句道:“作悲伤语读便浅。作谐谑语读便妙。在学人领悟。”他的体会没有错,我们应当把这二句看作幽默话。

  第二首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,就用另外一种边塞风光来谱词了。他先写塞上边城,在高山之间露出一片城墙。山下的黄河好象从白云中流出来。他把这个国防重镇的地理形势勾勒出来了。于是在这里听到有人在吹笛子,所吹的曲调恰是“折杨柳”。这是西北一带的横吹曲。从南北朝以来,人民有一种折杨柳枝送别的风俗,因而“折杨柳”的曲子又成为离别时奏的乐曲。现在听到又有人在吹这个曲子,体会到吹笛人一定有怀乡怨别之情。于是,诗人说:玉门关外,只有黄沙白草,春风都吹不到,哪里有杨柳可折。你吹笛的人,也不要怨杨柳了吧。结合前面二句,就可以感觉到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说玉门关外如此荒芜寒冷,身居其地,怀乡恨别之情,极其深刻。“何须怨”不是真的劝他不要怨,而是说怨也无用,这是更深刻的反话。羌笛是西羌人做的笛子,吹笛子的人还是守卫边塞的大唐战士,不能理解为羌人在吹笛子。李白有一首《春夜洛阳闻笛》诗,其二句云:“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可以为解释王之涣此诗的参考。近来有人注释此诗,知道“折杨柳’是曲名,却没有注明这个曲子的意义,因而对全诗的主题思想就无所知了。

  这首诗最早见于《国秀集》。第一、二句云:“一片孤城万仞山,黄河直上白云间。”次序与今本不同。其次是《集异记》所引,第一句作“黄沙远上白云间”。后来在许多宋人书中,都作“黄沙直上白云间”①。“黄河”与“黄沙”,“远上”与“直上”,孰是孰非,引起了后人的推敲。

  许多人主张应以“黄沙”为是,“黄河”为误。理由是凉州城外没有黄河。我以为“河”与“沙”是传写之误,今天已无法确定到底原本是什么。论句法气势,则应当以“黄河远上”为较好。李白诗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就是同一意境,这都是当时诗人对黄河上游的印象。至于说凉州不在黄河边上,因而肯定了“黄沙”,这也有问题。因为“凉州词”是谱唱《凉州曲》的歌词,其内容本来不限定要描写凉州城。王之涣此诗只是写一个边塞上的戍城,“孤城”是泛用,并非专指凉州。再说,凉州也不在万仞山中,如果认为此诗是描写凉州的,那么连这第二句也得否定了。

  王昌龄一首题为《出塞》,即出关。在唐诗中,一般用以表示出征,而“入塞”则表示凯旋归来。第一句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,先从字面排列讲:看看天上的明月,还是秦朝时候的明月;看看雄壮的关城,也还是汉朝时候的国防建筑。第二句接着说:在这个从古到今景色不变的关塞中,出关万里去参加远征的人都没有回来。于是,诗人不免有些厌恶这种战争。他想,为什么要很远的走出国境去征伐胡人呢?如果有一位象李广一样的飞将军,能坚守边防,不让胡人的骑兵越过阴山来侵略中国,岂不是可以使许多兵士免于死亡吗?显然,这是一首反对侵略战争的诗,写得很含蓄,用“但使”、“不教”两个词语,让读者自己去体会。

  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这一句曾引起过许多争议。王世贞以为是“可解不可解”(《全唐诗说》)的诗句。吴昌祺以为这地方在秦朝还是明月照着的荒野,到汉朝便已有关城了。这都是从字面排列的呆讲,把“秦时明月”和“汉时关”分为不相干的两部分。其实,诗人用“秦汉”二字是活用,也是形象用法。意义只是说:这里天上的月色,和地上的关城,都仍然和秦汉时代一样。但他不能把诗句写成“秦汉明月秦汉关”,这不成为诗,于是他改作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。无论是“秦”是“汉”,这两个字都代表一个抽象的概念;“古”,并不是要把明月和关分属于两个朝代,而是把“秦汉”二字分在二处作状词。这种诗句的修辞方法,称为“互文同义”。卢纶有一首《送张郎中还蜀歌》,起句是“秦家御史汉家郎”。张郎中是御史兼郎中,都是秦汉以来古官名,诗人亦用互文式的修辞来造句。这可以说是唐人句法,宋以后就不见这样的句子了。

  第三句的“龙城”与“飞将”,注释家也有许多意见。龙城是汉代匈奴的都城,大将军卫青征伐匈奴,直捣龙城。但匈奴是游牧民族,他们没有固定的都城。所谓都城,只是指匈奴各个部落首领所在地,或者说军事主力所在。飞将军是汉代将军李广,他驻防边疆,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,形容他用兵神速。这里是两个典故的合用,“龙城飞将”只是说能打败敌人的名将,并不实指某处某人。有些注释者太拘泥于历史事实,考证出龙城应当是卢龙塞,飞将应该是卫青而不是李广,因为李广与龙城无关。这样讲诗,真是“固哉”!试参看唐诗中用这两个名词的,都是活用,不可死讲。杨炯《从军行》云:“铁骑绕龙城。”卢照邻《战城南》云:“笳喧雁门北,阵翼龙城南。,沈佺期《杂诗》云:“谁能将旗鼓,一为取龙城”。虞世南《从军行》云:“涂山烽候惊,弭节度龙城”。这几位诗人都在王之涣以前。如果要把他们诗中的“龙城”确定在某一地方,那么一会儿在雁门,一会儿在涂山。后来温飞卿有诗云:“昔年戎虏犯榆关,一败龙城匹马还”。这个龙城,又在榆关外了。岂不是也很难解释?“飞将”也是唐诗人常用的语词,只是猛将、勇将的意思,不必牵扯到卫青或李广,更不必和上下句中的地名联系考索。贺朝诗云:“天子金坛拜飞将,单子玉塞振佳兵。”杜甫《秦州杂诗》云:“故老思飞将,何时议筑坛。”都和王之涣同样用法。

  最后一首岑参的诗。用另外一种手法来表现他旅居边塞的寂寞。“故园东望”即“东望故园”,因为调声关系,把它们倒装了。东望故乡,路程遥远,被怀念家乡的情绪所激动,两个袖口抖索地擦不干眼泪。恰巧路上遇到一个回京城击的使者,就想托他带一封家信回去。可是随身没有纸笔,无法写信,只好托他带个口信回家,说自己身体健康,平安无恙。这首诗是平平直直的叙述,没有寓意,全用赋的手法。因为所叙的事实深刻地表现了边塞征人的怀乡情绪,尽管是质朴的素描,也仍然很能感动人。

  关于王昌龄、王之涣这两首诗,唐人小说中记录了一个故事:有一天,王昌龄,高适和王之涣同在旗亭上游春饮酒。恰有几个歌妓在侍候贵人,唱歌劝酒。他们三人便约好,听这些妓女唱什么人的诗最多,借此评定三人中谁最有名。第一个妓女唱了王昌龄的“寒雨连江夜入吴”。第二个妓女唱的是高适的“开箧泪沾臆”。第三个妓女唱的是“奉帚平明金殿开”,又是王昌龄的诗。于是王之涣指着一个最美的妓女说:“如果这个姑娘唱的不是我的诗,我就一辈子不做诗了。”后来,轮到这个妓女唱,果然唱的是王之涣的“黄沙远上白云问”。接着,她又唱了两支歌,也都是王之涣的诗。这个故事见于薛用弱的《集异记》,它说明二王、高、岑诸人,在当时同样著名,不易分别甲乙,而小说的作者是以王之涣为第一的。

  这些绝句,直到后世,还有人评比。明代的李于鳞,以王昌龄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为唐人绝句第一。王世贞以王翰的“蒲桃美酒夜光杯”为第一。清代的王渔洋以王维的“渭城朝雨挹轻尘”,李白的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,王昌龄的“奉帚平明金殿开”,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为唐人七绝最佳作品,而且说:从此以后,直到唐末,也没有人能超过这四首。施鸿保也举出“秦时明月”、“黄河远上”二诗为唐人边塞名作:“意态雄健,音节高亮。情思悱恻,百读不厌。”可知这几首诗之为唐代七绝最高作品,已是众口一辞的定评了。

  唐时玉门关外没有杨柳,故王之涣诗云: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,想到王之涣这两句诗,就命令各地官员在天山南路大道两旁种了几十万株扬柳。当时称为左公柳。左宗棠幕下诗人、将军都作诗歌颂。

  ①《文苑英华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唐诗纪事》均作“黄沙直上白云间”。《全唐诗》亦用此句。

  现在选讲四首五言绝句。律诗与古诗的关系,在五言绝句这一形式中显示得最为密切。因此,现在打算趁这个机会来看看从古诗演化为律诗的历程。

  第一首是汉代的五言诗,不讲究平仄粘缀,第一、二、四句尾是韵,用的是仄声韵。这一形式的诗,在徐陵编的《玉台新咏》里,给题上了“古绝句”的名目。第二首是晋代的民歌,也不讲究平仄粘缀,第二、四句尾是韵,用了平声韵。第三句第五字仍用平声字,但不协韵。第三首是北朝的民歌,也没有讲究平仄粘缀。笫一、二、四句尾是仄声韵,第三句末也是仄声字,但不是韵。第四首是北周诗人庾信的诗,平仄粘缀,完全符合唐人律诗。第二、四句尾是平声韵,第一、三句尾都用仄声字。诗题已称为“绝”。庾信另外有一首五言诗,题目就是“绝句”。由此可见,五言绝句不是唐代诗人的创造,而是已完成于南北朝末期。不过,在那时候,象庾信这样平仄和谐、完全符合唐律的五言绝句还是不多,不论是民歌或文人作品,仍以前三首的古诗形式为主。

  在唐代律诗形式完成以后,五律、七律、七绝,这三种诗体都已摆脱了古诗传统。独有五绝还保持着古诗传统。唐代诗人作五言绝句,兼用平韵和仄韵。用仄韵的几乎仍是古诗形式,连平仄都无须粘缀,试举孟浩然的一首《春晓》为例:

  这首诗,尽管选诗的人把它列入近体诗的五言绝句,其实与古诗没有什么不同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,在五言绝句中,古诗和律诗的关系最为密切,因为它们的界线并不清楚。

  现在要讲的四首唐人五绝,都用平声韵,平仄粘缀合律,这是五言绝句的正格。作五言绝句,一般都依照这种形式。五绝只有二十个字,比七绝还少八个字,更容不下复杂的内容。因此,我们对五绝的题材内容,不能有奢望。只要它能使人获得清新的感觉,在短小的形式中有回味,这就够了。希腊古代有一种诗铭(Epigram),也是小诗,希腊人比之为蜜蜂的刺。虽然小,却能刺痛人。这个比喻,也可以用于我们的五言绝句。

  这四首诗,文字都浅显,表现方法都是正面叙述,一读就懂,不必逐句解释。唐宋以来的文学评论家,对于诗,也要求符合“起承转合”的逻辑性,象散文一样。他甚至规定了律诗的第一联必须是起,以下三联,必须分别为承、转、合各一联。对于一首绝句,则第一句至第四句,必须依次序为起、承、转、合。这样论诗,未免太机械,有些诗人不很理睬这一要求。但是,尽管起承转合的句法可以移易,逻辑上的三段论法,每一首诗总是不可违背的。这四首诗的起承转合表现得很清楚,可以用来说明一首诗的逻辑性。

  第一首和第三首,都是起承转合各一句。“红豆生南国”,“打起黄莺儿”,概念都不完全,必须有下面一句。才完成一个概念。所以,“春来发几枝”和“莫教枝上啼”是承接上句以完成一个概念的。第三句都是转句。没有这一句,那么第四句就和第一、二句找不到关系,也就是这首诗上下无从结合。第二首“白日依山尽”二句是平列的对句,没有起和承的关系,只能说这二句都是起。第三句仍然是转。可见这首诗只有起、转、合,而没有承。第四首以“北斗七星高”一句起兴,而第二句“哥舒夜带刀”不能说是承接句,因为它和第一句没有关系,我们只能说二句都是起句。这样看来,所谓起承转合的规律,在于活用,而许多绝句,可以没有承句。

  第一首王维的《相思子》,这是生长在南方的植物,结出鲜红的象豆一般的子,俗名红豆。民间传说以为身上佩带这种红豆,能永远怀念关心的人。王维用这个传说写了这首诗,送给到南方去的朋友。

  这首诗,刘须溪校本《王右丞集》中没有收。《唐诗纪事》说:安禄山之乱,著名的宫廷歌人李龟年流落在湖南。在湘中采访使的酒席上,他唱了两个歌,都是梨园里作谱的王维的诗。其中之一就是“红豆生南国”。李龟年唱的第二句是“秋来发几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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